“ 古代 政府 再怎麼 獨裁 、再怎麼 殘暴，
也不會 管到 老百姓 家裡; 現在 不但 管到
家裡 來了，還將手 伸進了 老百姓的 身體裡了。
可以說，計劃生育 反映出 幾代 中國 知識精英
和 政治精英的 短視、膽怯 和 偽善。”
| 計劃生育：
無功於當代，有害於千秋
來源:共識網2014-09-24
作者:易富賢，楊傳銀/采訪
嘉賓簡介：易富賢，湖南洪江市人。1988-1999年在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學習，獲臨床醫學學士、藥理學碩士、藥理學博士學位。1999-2002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、威斯康星醫學院博士後。2002年起為威斯康星大學婦產科Scientist，系統研究中國人口問題。
訪談時間：2012年5月15日上午
訪談地點：(Costa Coffee萬柳華聯店)
楊傳銀：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
關注 計劃生育的?
易富賢：我是湖南湘西的，父親今年90歲，他給我灌輸了比較系統的傳統生育文化，因此我本人是不希望
只生一個孩子的。我出國的原因之一是，既實現自己的生育意願，又不違背國家政策。但1999年出國後，發現所謂「中國人喜歡生孩子」其實是謬論，2000年開始 關注 中國
人口問題。2002年進入婦產科領域後，發現不孕不育比例劇升，中國 根本 沒有 必要 實行 計劃生育，從此 開始 系統 研究 中國人口政策。
楊傳銀：對計劃生育政策的批判
一直存在，我們也注意到 這個政策導致的問題 也非常多。但這麼一個實施了三十多年的政策 有沒有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呢?
易富賢：我覺得 計劃生育 對 中國 無功於當代，有害於千秋。
楊傳銀：那當初為何會出台
這樣一個政策呢，而且還是作為基本國策?
易富賢：當時政策說 當時中國人口已經達到了10億，糧食很短缺，很多人就以為 貧困的原因 是人口增加太多。當時為什麼人口會增加呢? 主要是由於死亡率
從1949年的20‰ 下降到1978年的6‰，嬰兒死亡率 從解放前的200‰ 左右 下降到1981年的35‰ 。1950年預期壽命只有35歲，1981年為68歲。可見，1949年後 中國人口快速增加，更大程度是因為「死的少」，而不是「生的太多」。
經濟一直還沒發展起來，因為
人口增長到經濟增長有一個 滯後期，小孩 成為 生產者 還有 一段時間。
所以 一方面 壽命延長，另一方面 經濟沒搞起來，所以 很多人覺得是生得太多了，這是一個假象。當時就業也有問題，有人認為
由於人口多 就導致了 就業壓力 和 失業問題。1959-1979年中國出生了5.3億人口，假如依照馬寅初的理論，只有2點幾億人出生，1959年以後的2/3人口都沒有機會出生的，中國目前就已經崩潰了。
楊傳銀：您在書中說，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政策，人口未必會上升太多。依據是什麼呢?
易富賢：因為 隨著經濟越發達，社會越發達，生育率就會下降。聯合國有一個指數，叫做 人類發展指數，這個指數越高，社會越發達，生育率越低。中學 女性 毛入學率 越高，生育率也越低。所以，假如
中國不實行計劃生育的話，生育率也會下降。所謂「計劃生育少生4億、沒有計劃生育 中國人口 會達到17億」，是假定中國人口增速与印度同步，但中國社會發展水準 超前印度十多年，教育水準更是遠遠超過印度，因此中國生育率下降
肯定比印度要快，人口增速 肯定遠比 印度低。泰國 對中國更有參照價值，社會發展水準 跟中國差不多，教育水準 比中國還要低一點; 假如1973年 中國也不實行計劃生育的話，人口增速 最多与泰國同步，那麼
中國現在 也只有15.2億左右，人口結構 將大為改善，我們的經濟實力和潛力 就會大幅提高。
楊傳銀：政治體制改革未完成，社會保障也明顯不足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假如沒有計生政策，會不會導致人口增長過快
成為這個社會的負擔?
易富賢：中國目前即便停止計劃生育，如果沒有補償性出生高峰的話，生育率只能達到1.7，今後面臨的是人口迅速下降，不可能出現人口增長過快現象。傳統的家庭養老是Family security ，現代的社會養老是Social security，其實都是下一代養上一代。Family security延續了數千年; Social security目前只有六七十年歷史，就出問題了，因為它是大鍋飯。現在中國社會的養老 還沒建起來，家庭養老 也破壞了，將導致今後4億老人 老無所養。
楊傳銀：最近您在《環球時報》發表的一篇文章，特別關注了「失獨家庭」的問題。
易富賢：最近我分析了一下，嚇了一跳，目前中國有一百多萬的「失獨家庭」，以後將達到一千多萬，對整個社會的影響是非常嚴重的。每個獨生子女家庭都是一個高風險家庭，小孩一出事，父母一點希望都沒有了，所以對家庭的危險系數較大。
楊傳銀：總結一下，計劃生育政策
在中國 有哪幾個方面的影響?
易富賢：一個是老齡化，老無所養，對社會穩定的影響是比較大的。一個是經濟衰退，因為工作力短缺，老年撫養比增高，導致中國經濟增長跳躍式
還有一個是就業問題，計劃生育導致了高就業壓力。其他國家
平均是兩個人口提供一個就業機會，也就是工作力 佔總人口的比例為50%左右。但是中國 因為 計劃生育 減少了 生育，工作力 佔總人口比例為61.4%。假如 中國 目前13億人口的市場 只能提供6.5個就業機會，但中國目前有8億工作力，額外過剩了1.5億工作力。中國目前是靠國際市場來給中國提供就業機會的。但這種外向型經濟模式
即將走到盡頭：
1、中國 年輕 工作力 減少後，國際投資就會減少，給中國提供的就業機會也會減少;
2、印度工作力增加，很多國際企業 就會轉移到印度;
3、發達國家 由於 老年化，購買力 下降，也導致 國際市場 萎縮;
4、發達國家 將會保護本國製造業。所以
今後 中國 將會 出現 高失業，工作力的 就業，將會 出現 很大問題。
另外 還有一個
光棍危機。雖然1980年出台 獨生子女政策後，中國就出現 出生性別比 失衡，但由於婚姻時間 有 滯後期，光棍問題 到2013年才開始顯露出來。今後
將有 四千萬 光棍。
四千萬 光棍，上千萬
失獨家庭，四億 老無所養的老人，可能 威脅 社會穩定。
廢除計生政策的難點：
計生系統利益鏈
楊傳銀：您在演講中提到，今後鼓勵生育會非常艱巨。您覺得破除計劃生育政策的難點在哪兒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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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富賢：中國的社會發展水準、教育水準、收入水準
決定了今後生育率將很低，尤其是中華生育文化 已經破壞的差不多了。停止計劃生育的難點，一方面是決策層的思維觀念問題，因為 決策層 總覺得 中國人口問題 太嚴重了，一出問題就想到人口太多了。溫家寶總理 代表了中國官方的普遍心態，他在哈佛的講演中 說中國13億人口，任何一個小問題乘以13億，都是一個大問題;任何一個大成就，除以13億都是一個小成就。所以，必須堅持計劃生育政策不動搖，這個觀念在決策層的腦海裡根深蒂固。(一些)知識精英也有這個想法，比如感覺北京人口太多了，如果少一點就好了，不擁擠，他沒有想到北京的活力剛好是不斷湧入的工作力推動的。所以這是觀念問題。
還有一個是計生委的利益集團 和 人口學界的利益集團。對計生委來說有一個飯碗的問題，不搞的話，他的飯碗就沒有了;對人口學界的話，也涉及到切身利益問題。人口學界 一輩子的理論 就是控制人口的，你說他們的理論是錯誤的，他們肯定不願意承認，他們必然會用錯誤的理論
不斷掩飾 他们過去錯誤的理論。但如果他們的理論
能夠持續發展，國家 民族 就不能 持續發展了。
楊傳銀：昨天《中國經濟週刊》報導了一個關於超生罰款的消息，說全國每年「超生罰款」金額可能超200億元，但是這些錢的去向從不公開，成了謎。
易富賢：這個也無法公開，因為錢到哪裡去了，國家也不知道，國務院財政部也不知道，因為這個錢是隱性的。計劃生育罰款，灰色空間很大，地方政府自主權也很大，所以
罰多少 誰也不知道，給國家財政多少，可能比例也很低。有暴利
就必然有暴力，強盜 都要 改行 當 計生幹部了，所以 計劃生育 一般 都 很 殘酷。
楊傳銀：最近我聽說山東一些鄉鎮
為了解決計劃生育，在各村攤派任務，指標是人民幣，很多村子都攤上了幾十萬的罰款任務。
易富賢：所以 地方政府也非常積極。以前農民要交農業稅，現在農業稅沒有了，很多費用也沒有了。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，怎麼罰款都沒問題，罰其他的款 可能增加農民負擔，上面還有意見; 抓計劃生育 不但能夠獲得利益，而且還可以往上爬。並且計劃生育作為基本國策，是一票否決制，對官員有威脅，因為
在其他工作幹得很好的，如果計劃生育抓得不好的話，一票否決制 把官員否決掉了。這種一票否決制 導致基本國策 綁架了中國所有的公務員，很多官員都是抓計劃生育而晉升的，這也是一個阻力。
楊傳銀：現在 通過計劃生育政策
已經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利益關係網，而且也一度被列為討論禁區。
易富賢：我覺得從國家角度出發，這個已經到了必須談的地步了。以前
人口問題 還沒有出現，為了穩定計劃生育理論的正確性，你可以掩蓋。問題是現在計劃生育 已經威脅到國家安全、經濟安全、國防安全 和 社會穩定，繼續掩蓋的話 有點鴕鳥心態，我覺得
國家 現在應該 公開討論 這個問題，有錯必改。如果再為了面子問題，今後裡子都將沒有。現在民眾 和 知識界 都質疑計劃生育政策，並且已經達成了全民共識。2003年哈佛的一位華人教授(以前也是中國科大的教師)在網上看到我的文章後，最開始的想法是：這個湖南人思想怎麼還這麼落後，還在反對計劃生育。但看完文章後馬上就支援我，与我聯繫。我說，其他人
需要我反復遊說 才能轉變觀點，你怎麼馬上轉變觀念。他認為支援我的有兩個群體，一個是草根，因為接地氣，有切身利益; 另一個群體是像他這樣的高端知識份子，因為明白事理，一點就通，但這個群體的人很少。而那些
中高層 知識階層 是最難被說服的，一方面是書呆子氣濃，受多年的洗腦後，觀念很難轉變; 一方面 這些人 還非常傲慢。
看來確實如此，停止計劃生育的思潮是自下而上的，從草根到知識精英 再到政治精英。我早期的支援者 主要是草根群體，民間力量 在2006年就已經在停止計劃生育上
達成共識了，知識精英是去年(2011年)才開始達成全面共識的。現在要往上，在政治精英 和 決策層
達成共識 就好了。從生育權 這一點 就應該 否定
計劃生育。
楊傳銀：似乎計劃生育 本不該作為一個政策議題，生育權
是 基本人權 問題。
易富賢：對，從生育權這一點
就應該否定計劃生育。張英洪在《大國空巢》書評(後面沒有發出來)中說「易富賢 曾深刻指出，跟強盜說人權是沒有用的。」其實類似這句話
最開始是我爺爺說的，當時湘西匪患很厲害，但是我爺爺卻能用土匪聽的懂的 樸素觀點 說服土匪釋放人質，而那些讀書人卻不能說服土匪。我為什麼談人權問題比較少? 因為在人口問題上，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
陷入了一個緊急避險理論圈套：人口爆炸、資源危機、環境危機、全球變暖，國家都要崩潰了，世界要爆炸了，地球都快毀滅了，糧食等資源也沒有了，還談什麼人權問題。就好像船馬上就要沉了，你還談什麼人權
和 價值尊嚴? 緊急避險的理論枷鎖 已經牢牢地套住了中國知識精英的思想，連一些知名的學者也認為計劃生育雖然侵犯了人權，但兩害相權取其輕，「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是不得已的選擇」。那麼如果用「生育權是基本人權」去呼籲停止計劃生育，是沒有多大效果的。必須用「事實判斷」摧毀計劃生育
緊急避險的理論枷鎖，破解民眾的心魔，讓他們知道是「利害」，不是「兩害」，才能重建大眾的價值判斷，重建生命人倫底線，喚醒民眾被計劃生育理論 所近乎泯滅了的人性。從策略方面，我自己還是比較滿意的。但也有一些人會在戰場已經長出鮮花的時候，指責我哪一槍打歪了，哪一棒力度不夠。
楊傳銀：搞 計劃生育 有點
釜底抽薪的感覺。
易富賢：這是文化意義的釜底抽薪。中國古代知道頭上三尺有神靈，士大夫有一個道德倫理底線，「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」。西方國家也有一個宗教底線問題，世界再爆炸，再滅亡，小孩子的生命權我還是要保護的。但經過五四運動以來幾十年宣傳(尤其是三十多年計劃生育理論的洗腦)之後，把中國知識精英(無論是左派還是自由派)的人倫底線破壞了，道德能力 也沒有了。一旦突破了底線，就只剩下 功利主義了，什麼事情都能幹出來的，資源等有問題，就計劃生育，對孩子下手; 在古代餓死也不幹這個事情的。古代政府再怎麼獨裁再怎麼殘暴，也不能管到老百姓家裡;現在不但管到家裡來了，還將手伸進了老百姓的身體裡了。可以說，計劃生育反映出幾代中國知識精英 和 政治精英的短視、膽怯和偽善。這點我非常敬佩茅于軾老師。2004年，我給很多社會賢達寫信，當時他們都還不支援我，他們也講計劃生育不對，但考慮到糧食、就業等問題，不計劃生育也不行，因此「我還是不能支援你」。茅于軾說
我支援你。茅老這個年齡的人 接受了中國傳統的道德倫理熏導，能堅持 道德人倫 底線。我父親九十歲了，雖然 只是 是 湘西 一個農民，但他也有這種道德底線。七十多歲的葉廷芳教授 也有這種道德底線。而更年輕一代，包括現在的執政一代，很多人就缺乏這種道德底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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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傳銀：講到底線問題，知識界在這一點上可能要比政府做得好得多，在具體執法過程中，政府中一些人的做法非常不人道。
易富賢：對基層來說，抓計劃生育有利可圖，各種利益
造成基層地方政府 對計劃生育 特別熱衷。而如果抓計劃生育 不得力，反而要遭到一票否決。對基層官員來說，既無道德底線，也無政策底線，可以一味胡來。
楊傳銀：在這一點上，可能要比媒體特別關注的強拆問題還要嚴重。
易富賢：其實三十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強拆，但強拆的不是成人的房子，而是胎兒的房子(母親的子宮)。胎兒無力保護房子，三十多年來也沒有幾個知識精英願意站出來幫孩子說話。現在成人的房子被強拆，才有人站出來說話。可以說，計劃生育 是 中國 幾代 知識精英的 恥辱。
楊傳銀：放開計劃生育政策後會不會出現補償
易富賢：根據中國社會發展水準、教育水準和收入水準判斷，停止計劃生育後中國的生育率(婦女人均生孩子數)也只能回升到1.7左右，今後還會沿著韓國、台灣地區的老路繼續下降; 而中國需要在2.3左右 才能維持
人口 和 社會的可持續發展。停止計劃生育，如果出現一個補償式
楊傳銀：現在農村地區很多地方的牆上都是計劃生育的宣傳標語，而且都是強制性的。比如「該紮不紮，見了就抓。」、「見證懷孕，持證生育!」等等。
易富賢：一方面標語很強硬，另一方面農村幾乎沒有育齡婦女了，因為都進城了。農村都已經空了，成了老弱病殘的基地。
楊傳銀：大部分都外出打工了。
易富賢：對，主要是打工。因為農村城市化，農民要尋求機會，進城的農民生育率也很低，因為他的生活壓力很大
也不要生孩子，他們工資水準低，住房壓力、小孩入學壓力 也比較大。農村人 現在很多也不願意 生二胎，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。
楊傳銀：人口的流動 對地方發展
也有很大的關係。
易富賢：我比較了 人口流動
与 區域經濟 有非常大的關係，改革開放後 人口都往沿海的珠三角、長三角流動，人口流入 都導致經濟繁榮。比如廣東，1978年只佔全國經濟的5.1%，但改革開放後，全國年輕工作力
不斷湧入，廣東經濟佔全國比例 增加到2005年的12.2%，廣東經濟 佔全國比例 与年輕工作力 佔全國比例是一致的。2005年後工作力 開始回流內地，廣東經濟佔全國比例也開始下降，2010年降低到11.46%。上海和浙江也是一樣的，經濟佔全國在2005年之後 開始下降。現在廣東提出騰籠換鳥，但鳥往內地跑了，廣東騰的將是一個空籠。所以，從歷史角度看，廣東經濟 佔全國比例，達到幾千年來的頂峰，以後會不斷下降。
楊傳銀：他們在做一個所謂的產業升級，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。
易富賢：產業升級應該是自動升級，並且升級也得靠年輕的智力和體力，人為升級，將
工作力 轉移走了，靠什麼來升級?
楊傳銀：有一點運動式的轉移。
易富賢：對。其實跟日本一樣，產業轉型不是想轉就轉的，人口老化到一定程度
根本是轉不過來。目前廣東的人口結構 比較年輕，因為外地的年輕人口的流入。但是，假如廣東一騰籠，來自內地的年輕人一走，人口老齡化 比例 就會相對提高。單靠本地的工作力，廣東
不可能完成 產業升級的。因此廣東應該「騰籠不趕鳥」，在產業升級的同時，要儘量留住工作力資源。能否 遏止 工作力的內流 將決定 廣東 今後的經濟前景。
國外 生育政策 与 人口結構
楊傳銀：其他國家 有沒有
像中國 這樣 強制推行 計劃生育的?
易富賢：沒有像中國這麼強制的。比如日本在明治維新後，鼓勵生育，出生人口攀升，也導致其後工作力增加
和 綜合國力提升。1949年後 轉而提倡少生，出生人口下降，導致1995年後 工作力 下降 和 國力下降。日本現在已經後悔莫及。 台灣、韓國、新加坡也是在上世紀60年代，受國際社會的誤導提倡只生兩個孩子，隨著經濟發展，生育率快速下降。1980年代後相繼鼓勵生育，但難阻生育率劇降。伊朗于1989年提倡二胎，最多三胎，生育率劇降; 2005年鼓勵生育，生育率未見上升。這些地區因曾「提倡二胎」而後悔莫及，中國為什麼還要沿著他們幾十年前的錯路走?
楊傳銀：您常居美國，美國人口政策上有哪些經驗
值得我們借鑒的?
易富賢：美國是比較軟性的鼓勵生育，物質上、文化上的力度其實都很大。中國應該系統研究。
楊傳銀：它的 人口結構
怎麼樣?
易富賢：美國的人口結構在發達國家是最好的，今後
人口結構 也將遠比中國要好。但美國鼓勵措施也存在隱患，比如目前有40%的孩子是未婚婦女生的。而法國、瑞典 情況更為嚴重，孩子中的50%-55%是未婚婦女生的。西方福利制度是納稅人承擔「公共父親」的義務 養育孩子，又承擔「公共兒女」的義務 扶養老人，是「不親其親」、「不子其子」，這種不符合「本能」的養幼
和 養老的大鍋飯 既養不好 幼，今後也養不好 老，今後必將陷入「老年福利」和「兒童福利」的衝突陷阱。現在美國鼓勵生育的措施是儘量往家庭方面轉移，遏制單身母親比例的增加，鼓勵結婚的夫婦生孩子。所以
美國 單身母親的日子 就 沒有 法國 和 瑞典 那麼 好過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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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傳銀：美國 現在的鼓勵政策
效果怎麼樣?
易富賢：效果可以。發達國家每一個婦女生2個孩子 才能保持人口
不增加 也不減少，美國剛好是世界大國中 唯一保持生育率的一個國家。美國的保險政策，一個人的保險交一點錢，比如交40塊錢，一家人的保險就增加一點點，就是60塊，你沒有孩子也交那麼多錢，一個孩子、兩個孩子、四個孩子都交那麼多錢。比如游泳池也是按家庭收費的。這在一定程度上
都是體現了鼓勵家庭生育。
楊傳銀：在美國，白人 和
其他種族的 生育率 差別大麼?
易富賢：根據2009年的資料，美國全國生育率為2.002，其中白人生育率為1.83(也比歐洲好一點)，拉美裔生育率為2.53，黑人生育率在2.05(稍低於更替水準2.1)，亞裔和太平洋島民的生育率為1.74。由於「亞裔和太平洋島民」這一欄的族群很多，各族群生育率差別很大，我估計其中
華人、日裔、韓裔的生育率 應該在全美國是最低的。
楊傳銀：為什麼?
易富賢：因為我們的生育文化已經被破壞了，我們已經沒有生育文化了，以前中華文化是最強大的生育文化，但是經過現代化過程，都是在走著西方國家的老路子，我們的文化傳統
被現代經濟體系 已經破壞得差不多了。現代經濟體系是西方國家建立的，經濟、文化、制度設計 都是与西方國家的傳統相銜接的，所以他們的生育率比較高。比如西方有禮拜天，它的制度安排、時間安排
都与它的傳統文化相銜接的，而我們清明節、中元節連假都沒有的。現在經濟體系 衝擊最大的 就是中華傳統生育文化。我們傳統生育文化的核心是養兒防老、祖宗崇拜，但現在社會養老 把這根線斬斷了。
觀點交鋒：話語權 与 道德底線
楊傳銀：目前國內針對計劃生育政策的聲音比較多，比如蔡昉......
易富賢：我和蔡昉的觀點
有本質上的差別，他是主流人口學家。2004年出現民工荒，他認為工作力人口不會短缺，民工荒是結構性、暫時性的;當時我就認為這是年輕工作力數量的下降。因為後來發現年輕工作力
確實是在下降，蔡昉也修改了他的觀點，但是他又引進了一個路易斯拐點理論來解釋工作力短缺。我發表過文章專門批他的 路易斯
拐點理論。但是由於蔡昉是社科院人口所所長，是全國人大常委，所以他的影響力很大，目前中國經濟學界、人口學界、決策界都被他的路易斯拐點所誤導，都認為他的理論如何正確，中國經濟沒有問題，還有出現無限的第二次人口紅利，中國經濟會非常樂觀。
蔡昉的觀點雖然是錯誤的，但他的話語權很大。与李小平、翟振武等人口學家不同，蔡昉是「善變」的，能不斷「修正」自己的觀點，雖然新觀點仍然是錯誤的，但是他每次都能站在話語權的制高點。比如他說
只有經過路易斯拐點 才能進入發達經濟行列，中國目前工作力短缺是好事。我分析認為路易斯拐點 根本沒有實際價值，只有理論價值。蔡昉自己也承認只有日本、韓國、台灣有路易斯拐點。其實日、韓、台
之所有出現所謂的路易斯拐點，是因為這三個地區曾經實行過家庭計劃(軟性計劃生育)，否則也不會出現路易斯拐點。並且中國与日、韓、台
情況還大不一樣，他們在出現路易斯拐點時，無論年輕工作力 還是總工作力 都還在增加;而中國20-39歲年輕工作力 在2002年之後 將開始負增長，15-64歲總工作力也將在2013年開始負增長。中國大陸的社會發展水準比台灣、韓國落後20年，但總工作力
負增長時間比台灣、韓國還要早三年。中國現在勞動短缺是工作力數量的下降，根本不是他們所說的路易斯拐點。
楊傳銀：工作力的減少与計劃生育政策
有直接關係。
易富賢：當然了。計劃生育減少了兩億人口，必然導致工作力減少。中國15-64歲的總工作力2012年達到頂峰，從2013年開始下降，對經濟的影響非常大。
楊傳銀：具體來說 可能
會 造成 哪些 影響呢?
易富賢：從日本可以看出端倪。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經濟非常好，因為當時工作力還在不斷增加; 1990年代，它的工作力增長非常緩慢，1995年開始下降，導致日本經濟在90年代後期幾乎停止。1994年，日本經濟佔全球17.9%，但是1995年工作力減少之後，這個比例不斷下降，2010年只有7.8%。
楊傳銀：通過技術進步 和
人口素質提高 有沒有可能 彌補 工作力的減少?
易富賢：這個從理論上是可以的，陳志武說日本1990年代經濟衰退 就是因為經濟沒有轉型。應該說通過轉型來提高經濟活力
還有一定潛力，但是 這個不要太誇張，比如 日本在90年代 工作力 減少的時候，同時出現了老齡化。日本的中位年齡，95年的時候已經40歲，現在45歲，這麼一個老年結構怎麼轉型，經濟轉型是要年輕的工作力 結構，比如說年輕人蹦來蹦去
轉來轉去 沒問題，老年人 一轉身 就會閃腰，1990年代 日本 中位年齡四十多歲了，怎麼轉型? 比如說轉行，年輕人萬一失業了，可以轉行，很快就可以找到一個新工作，四、五十歲之後，知識結構、體力各方面都出現問題了，很難轉型。中國目前也存在這個問題，目前中國也三十幾歲了，老年人口結構
急速老化，轉型是比較困難的。日本在1995年人均GDP是美國的1.5倍，工作力減少之後，到2007年，日本的人均GDP只是美國的74%。
楊傳銀：工作力 對經濟影響
如此之大?
易富賢：工作力是決定性的。細胞有自我修復能力，能將癌變的、損傷的細胞修復過來，年輕人修復力強，因此不會得癌症、心腦血管疾病;老年人修復能力弱，就容易得癌症、心腦血管疾病等。年輕工作力代表社會的修復能力，一旦下降，就會導致經濟問題和其他的社會問題。比如日本和歐盟都是在工作力下降的同時出現經濟危機。
現在 很多經濟學家 預測 中國經濟 將出現拐點，雖然他們的解釋也是合理的，但是他們忽略了最重要的因素——人口。2013年中國總工作力
下降後 必然導致 經濟 出現拐點。
還有一個影響經濟的因素是 老年撫養比，也就是65歲及以上 老年人口 与15-64歲工作力的比值。老年撫養比小於12%的時候，經濟都可以保持在8%、9%甚至10%以上的增長率，比如台灣在1964-1994年近三十多年時間裡，經濟每年增長8%-9%，跟中國過去三十年一樣的，但是到了2000年，台灣的老年撫養比大於12%後，2000-2010年台灣GDP年均只增長4.1%。日本在1973年之前，老年撫養比很低，經濟增長率在9%以上，和中國現在是一樣的;但是到1977年老年撫養比大於12%以後，1977-1995年年均經濟增長率只有3.9%左右;到1995年，老年撫養比大於20%之後，1995-2009年GDP年均不到1%。歐盟在1977年老年撫養比大於20%之後，1976-2010年GDP年均只增長1.8%。中國過去三十年經濟保持9%以上的增長率，一方面是因為工作力一直在增加，一方面是因為老年撫養比
一直低於12%。但是2012年老年撫養比開始超過12%，2013年總工作力即將負增長，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率將突然跳躍式下降。也就是說影響中國經濟的兩大瓶頸在2013年同時來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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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傳銀：現在很多學者也都提出來計劃生育的問題，北大的袁剛說 計劃生育再搞下去，等於民族自殺。他也和您一起參與 簽名呼籲 停止計劃生育。
易富賢：是，確實是民族自殺。1820年的時候，中國人口
佔全世界的37%，GDP也佔全球33%，我們的人口結構和經濟 是同步的。由於 鴉片戰爭 和 太平天國等戰亂，從1820年以後 中國 人口增加 非常緩慢，人口從1820年的3.8億僅僅增加到1950年的5.5億，我們佔全球人口的比例從1820年的37%下降到1950年的22%，我們現在只佔全球19%的人口。隨著人口比例下降，經濟佔全球的比例
也是下降的。我們經濟改革開放 獲得了很大成就，我們覺得很得意，事實上 我們現在的經濟 佔全球經濟 只有9.3%，而1820年的時候我們佔全球的33%。
中國目前每年出生人口 只佔全球11%了，聯合國有一個預測，2100年中國人口就會下降到5億人口，那時候我們就佔全球人口的8%左右;其實這種預測還過於樂觀。我覺得
假如 只停止計劃生育，而不鼓勵生育的話，2100年中國人口可能還不會達到5億，可能只有4億。佔全球37%的大民族再過幾十年之後就會只有6%、7%的比例，這是非常危險的，中國的綜合國力
和 國際發言權 都將下降。
楊傳銀：也有一些人，包括體制內一些人，也在不斷修正自己的觀點。
易富賢：胡鞍鋼、蔡昉等人 也在修正了他的觀點，但是修正不徹底，我對他們是不能原諒的，因為他們屬於體制內的智囊人員，沒有 知錯能改的勇氣，還用另外一種錯誤的理論在包裹以前的錯誤理論，沒有徹底否定自己的觀點。中國社科院的全國政協委員葉廷芳在2007年聯名29個委員，提出放開二胎，能夠憑著感性認識到計劃生育是錯誤的，我是尊重他們的。但是胡鞍鋼和蔡昉是知道這個問題的，為了圓他們過去的謊 不惜用另外一種錯誤理論 去掩蓋過去的錯誤理論，這是不可原諒的。其他的學者對人口問題沒有研究，被動地介紹計劃生育洗腦，也對政策沒有大的影響的話，是可以原諒的。胡鞍鋼不一樣，他是影響政策的，80年代他就寫書為計劃生育論證提供了依據，2000年生育率只有1.2的情況下，他還專門上書中央，反對調整計劃生育，並在報紙上大力宣傳反對調整政策。最近幾年才開始反思過
「二胎方案」是為錯誤觀點而過渡
楊傳銀：不少人提出二胎方案作為過渡政策，您如何看?
易富賢：他們說到底是為他們的錯誤觀點而過渡，並不是為了國家的發展而過渡，因為計劃生育已經是錯誤的，他們就用另外一個煙霧掩蓋他們的錯誤。他們与其說為中國人口政策找台階下，不如說為自己找台階下。國際、國內試點都證明二胎方案是錯誤的，在兩次人口普查都證實生育率只有1.2的情況下，人口學家還在提二胎過渡方案，這難道還算開明?
楊傳銀：相對於 獨生子女
政策，二胎政策還是好一些?
易富賢：梁中堂在1979年就反對一胎化政策，在80年代中期曾經提出二胎方案，並說明中央領導在山西翼城試點，當時中國沒有意識到一胎化危害的時候，在那麼強大的控制人口的政治環境
和 輿論環境下，梁老能夠提出這個方案，是非常難能可貴的。但是現在大家都知道計劃生育政策是錯誤的，應該徹底廢除了。而胡鞍鋼、曾毅等人卻以進為退，用二胎方案來阻止停止計劃生育，來掩蓋自己的錯誤。前面是一個萬丈懸崖，人口政策需要猛回頭，而人口學家卻還要慢慢游(二胎過渡)。
移民生子潮是「生產」自救
楊傳銀：您怎麼看待 移民生子
現象?
易富賢：因為中國現在沒辦法，生育權得不到保障，各種利益得不到保障，孩子在海外出生的話，可以給孩子一條活路，這條活路
我覺得 是可以的，從目前的政策角度上能夠出去生孩子，我是支持的，他們叫做「生產」自救。
楊傳銀：海外 對此 有沒有
一些 限制?
易富賢：專門對中國移民生育
倒是沒有限制，但到美國移民的話需要很多條件，不能因為生育就放你去，只有滿足其他條件 才能讓你去。事實上，移民生子現象是被媒體誇大了。中國需要每年出生兩千多萬孩子才能維持人口的世代更替，但2010年只出生1300多萬，也就是缺口上千萬。香港每年只能接受4萬大陸孕婦，這4萬孩子對中國大陸來說只是杯水車薪，但經過媒體炒作，好像是中國的富人、名人超生很嚴重。現在在廣東省
計生委主任 張楓等人的努力之下，香港已經把內地赴港生子的活路堵住了，廣東省 在計劃生育方面是非常保守的，可以說 對不住 改革開放這個頭銜的。尤其最近這些年，在張楓的強勢領導下，廣東省計劃生育簡直是逆潮流而動，其他省份在慢慢放開，廣東省反而更嚴了，對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也抓的很嚴。
----------------完-------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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